习近平关于青藏高原科考贺信在科研人员中引起

来源:http://www.020tL.com 作者:云顶集团简介 人气:96 发布时间:2019-09-24
摘要:“过了日喀则就没公路了。我们的解放牌卡车沿着被军车压出的路,慢慢往前晃,最怕过河。”86岁的孙鸿烈院士声如洪钟,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着近半个世纪前、他所经历的第一次青

“过了日喀则就没公路了。我们的解放牌卡车沿着被军车压出的路,慢慢往前晃,最怕过河。”86岁的孙鸿烈院士声如洪钟,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着近半个世纪前、他所经历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过河时很容易陷在河里动不了,全车人就得下河推车。要穿着鞋,否则扎脚,上岸后只能湿着冻一天,晚上住下了,再用热水烫烫脚。”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杨雪 发布时间:2018-7-13

“青藏精神” 指引方向
习近平关于青藏高原科考贺信在科研人员中引起热烈反响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丁佳 陆琦 倪思洁 王佳雯 彭科峰 发布时间:2017-8-23

从1973年到1976年,从西藏东部的林区到西部的荒漠,孙鸿烈已经记不清在哪、推了多少次车。回忆起野外考察的4年时光,他甘之如饴。他说,当时科学院系统对探索青藏高原这片未知土地有着热切的向往,一说上西藏,大家都很兴奋,争着去。

科学精神面面观

“希望你们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希望你们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去年8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拉萨部启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希望科考队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几十年来,正是这种精神,感召着几代青藏科考人,在缺氧、高寒、恶劣的环境下,甘做科学研究的苦行僧。

“过了日喀则就没公路了。我们的解放牌卡车沿着被军车压出的路,慢慢往前晃,最怕过河。”86岁的孙鸿烈院士声如洪钟,给科技日报记者讲述着近半个世纪前、他所经历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过河时很容易陷在河里动不了,全车人就得下河推车。要穿着鞋,否则扎脚,上岸后只能湿着冻一天,晚上住下了,再用热水烫烫脚。”从1973年到1976年,从西藏东部的林区到西部的荒漠,孙鸿烈已经记不清在哪、推了多少次车。回忆起野外考察的4年时光,他甘之如饴。他说,当时科学院系统对探索青藏高原这片未知土地有着热切的向往,一说上西藏,大家都很兴奋,争着去。

8月19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在西藏拉萨启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参加科学考察的全体科研人员、青年学生和保障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8月19日,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在西藏拉萨启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参加科学考察的全体科研人员、青年学生和保障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苦中有乐,勇攀世界屋脊

去年8月,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在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拉萨部启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希望科考队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几十年来,正是这种精神,感召着几代青藏科考人,在缺氧、高寒、恶劣的环境下,甘做科学研究的苦行僧。

这封沉甸甸的贺信,在科技界、尤其是在青藏高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群体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贺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藏高原科研工作的关心与关注,对科研人员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更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这封沉甸甸的贺信,在科技界,尤其是在青藏高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研人员群体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贺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藏高原科研工作的关心与关注,对科研人员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更为他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网站上的所长致辞里有这样一句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苦中有乐,勇攀世界屋脊

用嘱托翻开“青藏新篇”

用嘱托翻开“青藏新篇”

孙鸿烈院士介绍,青藏高原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其在科学层面的认识一片空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科学家曾在青藏高原开展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但非常有限。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网站上的所长致辞里有这样一句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我国首次对青藏高原地区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1973年,中科院成立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原副院长孙鸿烈当时任队长。

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我国首次对青藏高原地区进行综合性科学考察。1973年,中科院成立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原副院长孙鸿烈当时任队长。

“当时,能查到的文献都是零零碎碎的,而且都是英国的。国际上高度关注青藏高原,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做多少工作。”孙鸿烈说,“为了给国家争光,给民族争气,1973年,中科院组织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由我主持工作。”

孙鸿烈院士介绍,青藏高原占我国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其在科学层面的认识一片空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科学家曾在青藏高原开展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但非常有限。

“第一次的青藏高原考察基本是填补空白的作用,小到昆虫,大到地球物理,都调查清楚,并科学地整理出来。”孙鸿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第二次青藏高原考察,实际上是对科学问题的专题研究。青藏高原如何更加充分地发挥生态屏障的作用,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怎么使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这是这次考察的重要目标。”

“第一次的青藏高原考察基本是填补空白的作用,小到昆虫,大到地球物理,都调查清楚,并科学地整理出来。”孙鸿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第二次青藏高原考察实际上是对科学问题的专题研究。青藏高原如何更加充分地发挥生态屏障的作用,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怎么使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这是这次考察的重要目标。”

野外工作,啃压缩饼干,喝水壶里已经凉掉的水,就是一顿午饭;晚上跟老乡买点牛粪烧火做顿饭,然后搭好帐篷,钻进鸭绒睡袋,就是一觉。野外考察最好的归宿是能住到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上,“一个大房间里有双层大通铺,大家把自带的鸭绒被往上一铺,一个挨一个就这么睡了,一层能睡十几个人。”孙鸿烈院士说。

“当时,能查到的文献都是零零碎碎的,而且都是英国的。国际上高度关注青藏高原,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做多少工作。”孙鸿烈说,“为了给国家争光,给民族争气,1973年,中科院组织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由我主持工作。”

任务不同,自然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孙鸿烈表示,不像第一次那样做面上的考察,第二次会就专门的问题,抓几个代表性区域深入研究。

任务不同,自然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孙鸿烈表示,不像第一次那样做面上的考察,第二次会就专门的问题抓几个代表性区域深入研究。

去年,孙鸿烈去藏东南考察地质灾害时专门坐车走了走墨脱公路。他说,1974年,从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徒步走到墨脱,他们用了三天时间。第一次青藏科考的科学大发现,是老一辈青藏科考人用脚步丈量出来的。

野外工作,啃压缩饼干,喝水壶里已经凉掉的水,就是一顿午饭;晚上跟老乡买点牛粪烧火做顿饭,然后搭好帐篷,钻进鸭绒睡袋,就是一觉。野外考察最好的归宿是能住到部队的兵站或地方的运输站上,“一个大房间里有双层大通铺,大家把自带的鸭绒被往上一铺,一个挨一个就这么睡了,一层能睡十几个人。”孙鸿烈院士说。

孙鸿烈表示,受全球变暖的影响,青藏高原的水文状况会发生很大变化,这是青藏高原研究很重要的问题。此外,受人类活动影响,尤其过度放牧令青藏高原的草地退化很厉害,需要研究清楚草地的承载力,实现草地保护和合理利用。

孙鸿烈表示,受全球变暖的影响,青藏高原的水文状况会发生很大变化,这是青藏高原研究中很重要的问题。此外,受人类活动影响,尤其过度放牧令青藏高原的草地退化很厉害,需要研究清楚草地的承载力,实现草地保护和合理利用。

然而,这种工作模式,没人叫苦,甚至没人觉得苦。中科院青藏所姚檀栋院士赶上了第一次青藏科考的“尾巴”。70年代后期,还是学生的他第一次上青藏高原,就深深地迷上了盘踞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壮美冰川,立志一辈子研究它。“出野外除了工作,剩下很多时间可以背单词,而且有美景相伴哟!”姚檀栋出野外时免不了得扎帐篷睡在冰上,但他宁愿把这些经历当作“公费旅游”。

去年,孙鸿烈去藏东南考察地质灾害时专门坐车走了走墨脱公路。他说,1974年,从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徒步走到墨脱,他们用了三天时间。第一次青藏科考的科学大发现,是老一辈青藏科考人用脚步丈量出来的。

对于中央对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重视,孙鸿烈感到很惊喜。他说:“青藏高原是生态屏障,其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环境。要确保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功能,而且要使其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当然,也要使西藏几百万藏族同胞的生活更加改善,使他们的发展能够更加持续。”

对于中央对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重视,孙鸿烈感到很惊喜。他说:“青藏高原是生态屏障,其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环境。要确保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的功能,而且要使其功能发挥得更加充分。当然,也要使西藏几百万藏族同胞的生活更加改善,使他们的发展可持续。”

姚檀栋的青藏科考生涯正好跨过了改革开放的40年,从汽车加徒步到飞机加越野车,从人工收集数据到卫星遥感,从铁锹铲子到无人机无人船……得益于辅助工具的进步,青藏科考的效率大大提高,但主要工作还得靠人,而且有些工作只能靠人。比如,做冰川研究,就要取冰芯,就得能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任凭设备更新换代,做冰川研究必须上冰川,始终没有商量的余地。

然而,这种工作模式,没人叫苦,甚至没人觉得苦。中科院青藏所姚檀栋院士赶上了第一次青藏科考的“尾巴”。70年代后期,还是学生的他第一次上青藏高原,就深深地迷上了盘踞于世界屋脊之上的壮美冰川,立志一辈子研究它。“出野外除了工作,剩下很多时间可以背单词,而且有美景相伴哟!”姚檀栋出野外时免不了得扎帐篷睡在冰上,但他宁愿把这些经历当作“公费旅游”。

“几十年过去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能够得到总书记的直接批示,刘延东副总理还参加了科考启动仪式,这对整个科技界都是很大的鼓舞,不光是对青藏高原相关研究领域,对资源环境领域都是很大的鼓舞。”曾参加第一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工作的中科院院士、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几十年过去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能够得到总书记的直接批示,刘延东副总理还参加了科考启动仪式,这对整个科技界都是很大的鼓舞,不光是对青藏高原相关研究领域,对资源环境领域都是很大的鼓舞。”曾参加第一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工作的中科院院士、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2016年7月,阿里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冰崩灾害。研究显示,青藏高原的变暖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我们急需了解这其中的变化过程,提出应对方案。”姚檀栋常强调。目前,姚檀栋的博士生胡文涛正在针对阿里冰崩建立模型,每次去冰崩现场都得在野外住十几天。

姚檀栋的青藏科考生涯正好跨过了改革开放的40年,从汽车加徒步到飞机加越野车,从人工收集数据到卫星遥感,从铁锹铲子到无人机无人船……得益于辅助工具的进步,青藏科考的效率大大提高,但主要工作还得靠人,而且有些工作只能靠人。比如,做冰川研究,就要取冰芯,就得能登上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任凭设备更新换代,做冰川研究必须上冰川,始终没有商量的余地。

陈宜瑜回忆,第一次青藏科考时,科研人员在当地开展了重要的本体调查,当时对鱼类进化历史研究的相关成果,至今在相关领域仍具有广泛影响。

陈宜瑜回忆,第一次青藏科考时,科研人员在当地开展了重要的本体调查,当时对鱼类进化历史研究的相关成果至今在相关领域仍具有广泛影响。

胡文涛曾是清华大学登山队队长,大三时在学校听了姚檀栋的讲座后,立志“追随”。“当时就是被姚老师勇攀高峰的精神召唤过来了,这个高峰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冰川,还是科研事业上的追求。”胡文涛觉得,在青藏高原这片热土上,自己能把兴趣和事业结合起来。

2016年7月,阿里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冰崩灾害。研究显示,青藏高原的变暖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我们急需了解这其中的变化过程,提出应对方案。”姚檀栋常强调。目前,姚檀栋的博士生胡文涛正在针对阿里冰崩建立模型,每次去冰崩现场都得在野外住十几天。

“此次青藏科考不仅组织更加详细,也将比第一次青藏科考更加深入。”陈宜瑜相信,通过室外和室内工作的紧密结合,再配合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支持,此次青藏科考获取的考察资料可以得到更好的分析。他期待,此次青藏科考会取得很好的结果。

“此次青藏科考不仅组织更加详细,也将比第一次青藏科考更加深入。”陈宜瑜相信,通过室外和室内工作的紧密结合,再配合更加先进的科技手段支持,此次青藏科考获取的考察资料可以得到更好的分析。他期待,此次青藏科考会取得很好的结果。

团结协作,共谱青藏之歌

胡文涛曾是清华大学登山队队长,大三时在学校听了姚檀栋的讲座后,立志“追随”。“当时就是被姚老师勇攀高峰的精神召唤过来了,这个高峰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冰川,还是科研事业上的追求。”胡文涛觉得,在青藏高原这片热土上,自己能把兴趣和事业结合起来。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孙航认为,第一次考察揭开了青藏高原的面纱,为认识青藏高原的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以及科学研究发展的局限性,还存在调查的薄弱和空白地区。第二次科考会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广泛、精确、全面地收集青藏高原的各类数据资料。“可以预测,第二次考察将对我国的科学考察和自然环境和资源研究及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历史意义。”他说。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孙航认为,第一次考察揭开了青藏高原的面纱,为认识青藏高原的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以及科学研究发展的局限性,还存有调查的薄弱和空白地区。第二次科考会在第一次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广泛、精确、全面地收集青藏高原的各类数据资料。“可以预测,第二次考察将对我国的科学考察和自然环境、资源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历史意义。”他说。

在青藏高原上做科研,没法“独善其身”。

团结协作,共谱青藏之歌

用科学引领“青藏事业”

用科学引领“青藏事业”

野外考察讲究团队作业。比如,采样、测量需要同伴配合;夜宿野外,凑在一起能提高安全性;如果不小心掉进冰缝里,也有人能拉一把。当然,这些日常只是一方面,协作更多体现在学科之间的结合。

在青藏高原上做科研,没法“独善其身”。

“习总书记对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重要指示,从国家战略层面强调了青藏高原的重要性,从国家需求的角度定位了青藏高原的四个功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姚檀栋说。

“习总书记对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重要指示,从国家战略层面强调了青藏高原的重要性,从国家需求的角度定位了青藏高原的四个功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姚檀栋说。

孙鸿烈感叹,这辈子学知识最多的时候,就是野外考察的那4年。当时,整个青藏高原没有任何科学记载,对土壤、植物、昆虫、地貌、水文、冰川、气象等要一一摸底。“搞土壤就经常要结合植物,我特别愿意跟他们学植物,笔记本上都用拉丁文记录植物名。”他说,植物和土壤、水文和地貌等各学科之间互相结合,大家互相学到了很多,后来从青藏高原“走出”不少院士。

野外考察讲究团队作业。比如,采样、测量需要同伴配合;夜宿野外,凑在一起能提高安全性;如果不小心掉进冰缝里,也有人能拉一把。当然,这些日常只是一方面,协作更多体现在学科之间的结合。

在他看来,总书记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从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大需求出发,提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科学目标是“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习总书记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高度,对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提出了成果产出预期,即“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在他看来,总书记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从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大需求出发,提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的科学目标是“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习总书记从服务社会、造福人民的高度,对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提出了成果产出预期,即“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作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科考队从1973年进藏时的40多人,发展到1976年已经400多人。回来经过3年总结,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34部、共43本文献,分类很细,比如植物志就出了5本。“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孙鸿烈感叹,这辈子学知识最多的时候,就是野外考察的那4年。当时,整个青藏高原没有任何科学记载,对土壤、植物、昆虫、地貌、水文、冰川、气象等要一一摸底。“搞土壤就经常要结合植物,我特别愿意跟他们学植物,笔记本上都用拉丁文记录植物名。”他说,植物和土壤、水文和地貌等各学科之间互相结合,大家互相学到了很多,后来从青藏高原“走出”不少院士。

姚檀栋透露,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将聚焦6大任务,亚洲水塔动态变化、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高原隆升与能矿资源利用、疆土与环境安全,及区域发展。

姚檀栋透露,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项目将聚焦6大任务,即亚洲水塔动态变化、生态系统与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高原隆升与能矿资源利用、疆土与环境安全及区域发展。

30年后,一个“飞来横奖”给了姚檀栋乃至中国科学界一个惊喜——有“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维加奖,一百多年来首次颁给了中国人。但在姚檀栋看来,这次得奖,说明国际同行认同中国科研人员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上的整体研究水平。“这是一个群体效应的结果。”他说,中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论文数量和引用率近年来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的研究也处于国际第一方阵,这个奖是团队实力的体现。

科考队从1973年进藏时的40多人,发展到1976年已经400多人。回来经过3年总结,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34部、共43本文献,分类很细,比如植物志就出了5本。“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于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总书记的指示指明了青藏高原研究所和青藏高原事业的发展方向,我们将坚决积极贯彻落实领导的指示精神。”中科院院士陈发虎说。

“总书记的指示指明了青藏高原研究所和青藏高原事业的发展方向,我们将坚决积极贯彻落实领导的指示精神。”中科院院士陈发虎说。

现在,姚檀栋从孙鸿烈手里“接棒”,担任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队长。他说,这次综合科考以揭示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为科学目标,聚焦青藏高原及其辐射的周边区域,关乎全球30多亿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我国青藏高原研究已世界领跑的基础上,新一代青藏科考人肩上又多了一份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使命。

30年后,一个“飞来横奖”给了姚檀栋乃至中国科学界一个惊喜——有“地理学诺贝尔奖”之称的维加奖,一百多年来首次颁给了中国人。但在姚檀栋看来,这次得奖,说明国际同行认同中国科研人员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上的整体研究水平。“这是一个群体效应的结果。”他说,中国科学家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论文数量和引用率近年来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科学家在青藏高原环境变化的研究也处于国际第一方阵,这个奖是团队实力的体现。

陈发虎说,总书记特别关注对“一带一路”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我们要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推动青藏高原科学事业,推动国家级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推动‘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专项实施。”

陈发虎说,总书记特别关注对“一带一路”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我们要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推动青藏高原科学事业,推动国家级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推动‘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专项实施。”

专家点评

现在,姚檀栋从孙鸿烈手里“接棒”,担任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队长。他说,这次综合科考以揭示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为科学目标,聚焦青藏高原及其辐射的周边区域,关乎全球30多亿人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在我国青藏高原研究已世界领跑的基础上,新一代青藏科考人肩上又多了一份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使命。

用青春谱写“青藏恋曲”

用青春谱写“青藏恋曲”

科研人员在青藏高原上从事科学研究,是受着一种精神的感召与鼓舞的。几十年来,这种青藏精神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具体、统一的提炼和总结。个人以为,青藏精神,从科研人员的科学人生来看,是一种艰苦奋斗、勇攀高峰、为国争光的精神。他们扎根青藏高原,研究青藏高原,为心中的“中国科学梦”而奋斗。

作为一名从事高原生态学的青年科研工作者,看到习总书记的贺信,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元合感到十分激动,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作为一名从事高原生态学研究的青年科研工作者,看到习总书记的贺信,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元合十分激动,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从科学认识论来看,对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是中国科学家自己走出的一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是一条求真务实的科学道路。中国科学家把青藏高原视作“地球村”的一部分,即地球第三极,来研究青藏高原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作用,为地球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习总书记的贺信为我们今后的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高原生态学研究不是不接地气、空谈理论的研究,必须要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紧密联系,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

“习总书记的贺信为我们今后的科研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高原生态学研究不是不接地气、空谈理论的研究,必须跟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紧密联系,服务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

(点评人: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高登义)

从博士期间开始,杨元合就一直从事青藏高原生态学研究,对于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独特性、敏感性和脆弱性有着切身的认识。近年来,他所在的研究组一直围绕“青藏高原冻土碳循环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这一科学问题,探索冻土碳循环的关键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目前已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揭示了青藏高原冻土碳循环的基本特征,有望为评估高寒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预测全球变化及其生态后果提供科学依据。

从博士期间开始,杨元合就一直从事青藏高原生态学研究,对青藏高原高寒生态系统的重要性、独特性、敏感性和脆弱性有着切身的认识。近年来,他所在的研究组一直围绕“青藏高原冻土碳循环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这一科学问题,探索冻土碳循环的关键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目前已初步取得了一些进展,揭示了青藏高原冻土碳循环的基本特征,有望为评估高寒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预测全球变化及其生态后果提供科学依据。

(原载于《科技日报》 2018-07-13 01版)

因遥感地面野外验证数据需求,最近几年来,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副研究员邱玉宝和他的同事去过四次青藏高原开展野外资料收集工作,对总书记的贺信,他感到非常亲近,“作为一名遥感应用研究人员,我深深感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遥感地面野外验证数据需求,最近几年来,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副研究员邱玉宝和同事四次去青藏高原开展野外资料收集工作。对总书记的贺信,他感到非常亲切,“作为一名遥感应用研究人员,我深深感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意义重大”。

“总书记说,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是生态安全屏障,提出了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绿色发展问题,这正是我们正在开展的遥感应用重要课题,给予了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极大的鼓舞。”邱玉宝说,在偏远和环境艰苦区域,卫星遥感技术具有便利,可以不同分辨率方式快速、大范围获取环境变化信息,这两年来,他们通过研究发布了多套专门针对积雪变化的遥感数据产品,为雪水资源、气候生态和灾害风险提供重要的数据。

“总书记说,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是生态安全屏障,提出了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绿色发展问题,这是我们正在开展的遥感应用重要课题,给予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极大的鼓舞。”邱玉宝说,这两年来,他们通过研究发布了多套专门针对积雪变化的遥感数据产品,为雪水资源、气候生态和灾害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数据。

2017年3月,遥感地球所启动了“数字丝路”高寒区任务组,科研人员将面向高山和极地寒区,应用空间地球大数据,以应对“一带一路”发展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挑战。

2017年3月,遥感地球所启动了“数字丝路”高寒区任务组。科研人员将面向高山和极地寒区,应用空间地球大数据,以应对“一带一路”发展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挑战。

用脚步践行“青藏精神”

用脚步践行“青藏精神”

中科院西北生态资源环境研究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世昌从事青藏高原研究已经有24年了,他主要做冰冻圈与环境研究。对这片高原,他感到熟悉而亲切。“青藏高原是地学研究的宝地,它有很多未解之谜。青藏高原激发了我探索自然的好奇心,给了我无数成长的机会。”

中科院西北生态资源环境研究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康世昌从事青藏高原研究已经有24年了,他主要做冰冻圈与环境研究。对这片高原,他感到熟悉而亲切。“青藏高原是地学研究的宝地,它有很多未解之谜。青藏高原激发了我探索自然的好奇心,给了我无数成长的机会。”

青藏高原的工作当然是非常艰苦的。冰川考察更是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康世昌就曾在珠峰考察的时候掉进了冰裂隙里,还好最后有惊无险。“兴奋点都在探索未知上了,艰苦都是能够克服的。”

研究青藏高原的工作非常艰苦。冰川考察更是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康世昌就曾在珠峰考察的时候掉进了冰裂隙里,还好最后有惊无险。“兴奋点都在探索未知上了,艰苦都是能够克服的”。

虽然艰苦,但康世昌也难掩自己心中的一份骄傲。“我曾经去过珠峰9次。从1997年做博士论文开始到2016年,一直去珠峰考察冰川和环境,工作环境都在6500~7000米的海拔高度。”康世昌说,现在他正在为即将开展的珠峰考察作准备。

虽然艰苦,但康世昌也难掩自己心中的一份骄傲。“我曾经去过珠峰9次。从1997年做博士论文开始到2016年,一直去珠峰考察冰川和环境,工作环境都在海拔6500~7000米的高度。”康世昌说,现在他正为即将开展的珠峰考察做准备。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张齐兵是从2001年开始从事青藏高原树木年轮生态学研究的,几乎每年他都会组队赴青藏高原考察森林生态。在野外,他时常能体会到刘慎谔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几十年前那种交通、食宿、医疗等方面远不如现在情形下的工作之艰辛,深深钦佩他们的付出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张齐兵从2001年开始从事青藏高原树木年轮生态学研究,几乎每年他都会组队赴青藏高原考察森林生态。在野外,他时常体会到刘慎谔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几十年前那种交通、食宿、医疗等方面远不如现在的情形下工作的艰辛,深深钦佩他们的付出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因此,总书记贺信中让张齐兵感触最深的,是总书记对科研人员“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的殷切希望。

因此,总书记贺信中让张齐兵感触最深的,是总书记对科研人员“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的殷切希望。

“我感觉,只要有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青藏精神’,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就能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完成科考任务,为青藏高原的生态学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张齐兵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我感觉,只要有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青藏精神’,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就能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完成科考任务,为青藏高原的生态学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张齐兵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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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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